本书在我的学术著作中有些特别：它是根据上课的录音整理而成的。因此本书的副题是“北大演讲录”。
这或许也是学术著作之一体。它因此具有不同于其他学术著作的一些特点。
它是讲课的讲稿。除了精神的熏陶与启迪之外，也还有传递知识的任务。因此，它不可能全部是授课者本人的独创，必然要吸取与介绍他人的研究成果。本书每讲附录的“参考书目”中的许多精彩的论述，都被吸收到讲课的内容中，在此特作声明，并要向有关的作者表示感谢。讲课中有许多内容，更是直接来自我自己的有关著作与论文，这也要向本书的读者说明的。
讲课是不能离开听课者的。我在1997年下半年为中文系高年级本科生与研究生开设的这门课，受到了出乎意外的欢迎。我至今仍难以忘怀那番热烈的情景：因为听课的人越来越多，不得不一再地改换教室，直至全校最大的可容三百多人的阶梯教室，有时还有学生要站着听课。听课的人远远超过了中文系的范围，包括了许多外系（甚至理科）的学生，进修教师，更有不少外校的有工作单位、无工作单位的旁听者。这样的听课热情八十年代中后期有过，在九十年代却是久违了的。这或许传递了时代氛围的某些变化的某种信息；对于我的讲课自然是很大的鼓舞与鞭策——我开设本课的目的之一，就是要试验一下我的鲁迅、周作人观能否为九十年代的中国大学生（年轻一代）所接受，我自己还能在多大程度上与当代中国青年进行精神的对话。听课者的反应不仅会影响讲课者的情绪，甚至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讲课的风格，读者或许在阅读本书时也能感觉到这一点。
而且还有一批学生为我整理录音而付出了巨大的劳动。他（她）们是：姚丹、王家平、李夫泽、高守亚、杨昊、刘颖、段美乔、张智乾、陆成等，其中有的是我的研究生，访问学者，也有的是自愿报名者。这样的服务、牺牲精神令我感动，简单的“感谢”已不能表达我的感情。
以上几方面都说明，本书已不完全是我个人的研究成果，许多人的劳动、热情都凝聚其中。
我在对录音稿作最后的整理时，有意保留了“讲课”的痕迹，看起来仿佛有些口罗唆，重复，甚至还夹杂着一些口语，个人的习惯用语，目的是为了保留讲课的语气与语势。在内容上，也时有随意引申出去的题外话，即兴的发挥，等等，以至于枝蔓横生，一任主观情绪的无羁的流泻而少有节制，似乎并不顾及学术著作的写作规范，甚至是有意地犯忌。我的目的也是要保留讲课的自由、斑杂与丰富，保留讲课者与听课者之间的心灵的撞击，情感的交流的状态。——当然，既已经整理，原汁原味就必然减少了不少，这也没有办法，总是要有得有失的。
最后，还要说一点本书在我的学术研究中的意义。这是一部偏于普及性的著作，讲课与整理成书的目的都很明确：要把我在书斋里的研究成果讲给青年学生听，并从他们那里得到反馈，进行两代人，师生之间，研究者与读者之间的思想的交流。与我的其他学术著作不同，本书有不少内容是对周围的现实与90年代的社会、文化思潮的直接评述，在讲清楚鲁迅、周作人基本思想观点的基础上，更注重他们的这些思想观点在中国的当下现实中的意义，目的是启发听者对中国现实生活中的问题的思考。在这一点上，是更接近于我在这一时期所写的思想随笔的。我所追求的是，通过讲课与写作的方式保持与现实生活与当代青年的有机联系，同时坚持我自己思想的独立性与批判性的品格。我仍然是“自说自话”，说自己的话，说自己想说、愿意说的话，尽可能地说真话；不过，这一时期，更注意扩大听话的范围罢了。所说的则有两个方面，一是集中了我近二十年有关周氏兄弟研究的思考成果，二是粗略地谈及我正在进行的有关毛泽东与毛泽东时代的思考，那将是下一个十年我的研究的主要方向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本书是一部“承上启下”的过渡性的著作。读者读到书中的某些论述，可能会觉得没有充分展开，也没有说透。这一方面是反映了我目前的思考程度，有许多问题都没有想清楚；但也有有意不说透的：本来就是“投石问路”，不知道人们能否接受我的想法。但那是以后的事，以后再说吧。
我渴望着尽快完成手头的各种杂事，还清各类文债，以便有一个新的开始。我已经感到了某种危机：再不进行新的开拓，我将要重复自己了。本书的讲稿性质决定了它不能避免某种重复，也就是说，在本书中重复还多少有点“合理性”；但对于一个研究者，特别是逐渐步入老年的研究者，却是一个警告：我需要停下来，作新的补充，新的思考，新的探索。这将是一个新的挑战，对自我创造力、想像力的挑战。我已经做好迎战的准备。现在需要的只是“时间”。
（本文是作者的新著《话说周氏兄弟——北大演讲录》的后记，该书已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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